BookDVD | 书情碟报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开始的那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想只能用“震撼”来表达了。很多人在开幕式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在想，是否应该购买一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DVD光碟，以便重温那精美绝伦的大场面。是的，这是一场让全世界都赞不绝口的开幕，前无古人那是肯定的了，未来几届要想超越似乎也很难，收藏一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光盘》吧，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对于闭幕式，个人观点是远远逊于开幕式，不值得收藏）
    这次的开幕堪称经典，美轮美奂，大气婉约！从一开场的击缶而歌就感受到那种大气恢宏的阵势！整场演出我都是怀着一颗无比激动自豪的心情，惊叹于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科技的发达！和谐的主题贯穿整个开幕式，大气婉约交相辉映，展示在世人眼前的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沉积和当今中国飞速发展的新面貌。耀眼绚丽的烟花绽放在8月8号北京的夜空，我相信整个中国在这个时刻的心情都是一样，这也注定是个不眠的一天，是属于北京属于中国的胜利，更是属于整个世界的盛宴！

　　历史常常以出人意料和难以捉摸维持着自身的神秘魅力。在“历史就像小说”的法国，社会运动尤以其强烈的戏剧效果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巴黎就再度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法式革命传统剧目——街垒战，只不过，这回主要演员换成了乳臭未干的大学生。
　　三十多年来，法国各界对这一事件褒贬不一，其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在该运动中红极一时的极左派，由于不愿给右派做嫁衣，并不热衷于回味这段历史。法国社会学家让-皮埃尔?勒?戈夫却提醒我们，反思这一事件及其影响的时机已经到来。
　　法国骨子里本是充满激情和躁动的民族，而那一代法国青年又生活在富足而平庸的社会阶段。

　　《失败的国家：国立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一书讨论的中心问题无非是人们一直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最讲民主的国家在全世界是怎样推崇自己的民主使命？”
　　推广民主的使命自伍德罗-威尔逊执政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目标。不仅是国内所宣扬的，还是对外干预所找的借口。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言行不一，“假如或者只有在其符合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合理的一致性”。
　　“一面大肆称颂民主程序实施最残酷的暴力，一面又竭尽所能地操纵民主结果”这早就是我们心知肚明的。
　　“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是乔姆斯基著书时回答的一个问题。他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一个无法保障国民安全、维护国内外权益、维持民主制度运转(不止是在形式上)的国家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由此可见，在他的笔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国。他还认为，藐视国家法的国家即是无赖的国家，而种种历史证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对《日内瓦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视；践踏联合国宪章公然攻打伊拉克问题；直截了当地拒绝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庭裁决等等。

    我读了冯唐小说，写了篇文字，放眼望去都是强奸强奸的字眼，忒没格调。曾有出版商评价冯唐的小说曰：通篇都是小鸡鸡，骟都骟不干净。像我孙这种，就属于眼里只瞧见了小鸡鸡的主。作为一个有情调的男人，我决定写一篇正派的书评。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是冯唐基于自己成长经历的万物生长三部曲。初看冯唐，觉得走笔很像小波：调笑戏谑，言语无忌，字字入肉，甚至那股不避讳下三路修辞的流氓劲儿。但看的多了，也觉凡俗，老油条的流氓劲儿，比之石康王朔还颇有不如。但冯唐文字中仍然绵绵然有一种动人的底蕴，后来知道了，那便是回忆的力量。

    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在帝王之家，地位仅次于皇帝本人，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类似于朝廷的东宫，还拥有一支类似于皇帝禁军的私人卫队；他们本可以成为皇帝，而且有的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的明君，但因为种种“不幸”、“无奈”而与皇位失之交臂。他们，就是那些邂逅皇位、既幸运又不幸的太子们。翻开《一步之遥》，我们会发现，这些太子们戏剧化的一生看似相同，却又各有各的不幸……
    作为皇室嫡出的长子，上天并没有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立嫡以长”或“立子以贤”的传统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必须和皇权联系在一起。由于皇太子拥有极大的权力，往往难以避免地和皇帝发生冲突，将太子废黜而改立其他皇子的事情经常发生。例如，汉太子刘据是位相当不错的太子，具备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但由于在政治理念上与父皇汉武帝背道而驰，而导致了父子间刀剑相加，卫太子最终悬梁自尽。另一方面，由于觊觎皇太子的储位，皇帝的其他儿子们往往相互倾轧、甚至兵戎相见。如孙权晚年，由于孙登早死，新太子不尽如人意，其他儿子又不成器，诸子争位，在东吴政坛掀起了阵阵血雨腥风。从太子到皇帝的这条路上，看似近在咫尺，仅一步之遥，却远似天涯。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读来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而深省。

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涯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点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的王朝建立之初就步履蹒跚，摇摇欲坠，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王朝兴衰的悲喜大剧频繁上演。以前考察王朝政治，人们习惯于聚焦各代王朝的政策措施、人事变动和皇帝的素质。但《江山的来历》（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程著）一书认为中国王朝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它们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是它们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该书开宗明义，宣告写作宗旨是“将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命运的视角前移到王朝胚胎的萌动时期”。
由此，《江山的来历》给读者提供了考察封建王朝政治的新颖视角。不管是歪瓜劣枣，还是苗正根红的参天大树，该书都把显微镜对准它们的胚胎时期。而王朝的胚胎时期，自然就是开国元勋们打江山的时期。王朝日后的成功与失败的伏笔都是在此时埋下的，比如：
西晋王朝的皇室脱胎于曹魏王朝最显贵的家族。司马家族是通过一个接着一个政治阴谋登上权力巅峰的，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洗礼，自然对农民阶级的力量没有认识。西晋短暂统一后，王朝高层既然阴谋不断，内讧不止，导致了王朝仓惶南渡。出身赤贫农户家庭的朱元璋，幼年的沉痛亲历让他对权力和权力所有者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等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明朝很自然成为了对官员限制最多、皇帝与官员关系最紧张的朝代之一。秦朝和元朝建立的情形类似，都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政权在金戈铁马的大动荡中荡平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国在统一战争中的“坑俘”和蒙古人的“屠城”表明他们对被征服者的不尊重和对文化的漠视。这可能是这两个王朝立国不久的根本原因。在书中，类似的分析和潜在思路比比皆是。全书用四种颜色（金、赤、乌、绿）代表了王朝建立的四种类型：既有通过政治斗争悄然变化国家颜色的（金之卷），也有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完成王朝梦想的（赤之卷），还有通过王朝战争和割据混战（乌之卷）以及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新王朝（绿之卷）。
那么，开国元勋打江山之时怎么就埋下了尚在胚胎中的王朝的先天性缺陷了呢？
首先，开国元勋们的出身很大程度了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执政。朱元璋自不必去说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征服者们也不必去说了，单单说那有点白痴的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在天下饥馑遍野的时候，反问大臣，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啊？这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司马衷的智商有问题，更合理的解释是从小生长在富贵池中的司马衷压根就不知道米饭和肉粥的区别，不知道孰贵孰贱，或许他的脑袋瓜里根本就没有贵贱的概念。这样的人做了西晋的第二代皇帝，能把久乱之后的天下治理好吗？
其次，打江山时的辉煌和成功经验会让日后的新王朝产生“路径依赖”。开国元勋们就是凭借这些经验“打下江山”的，是用鲜血和汗水或来这些经验的，自然不会在“坐江山”的时候轻易放弃这些宝贵经验，并且教诲子孙后代遵守这些“祖宗家法”。诚然，这些经验教训具有合理的一面，但王朝政治瞬息万变，不能固步自封，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的老规矩来限制后人。比如北宋的赵匡胤是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夺取天下的，本身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典型，于是在黄袍加身后琢磨出了一套“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来，并且刻在碑上让子孙后代遵守。我们看到宋朝的确没有出现地方割据、武将坐大的局面，但成为了冗官冗兵，地方虚弱不堪，中央无人保卫的朝代。东汉王朝是刘秀在一帮南阳、河北大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刘秀很早就知道“集体的力量”，对那帮老兄弟感激不尽，当了皇帝以后加官晋爵，世世代代给予优厚地位。结果几十年后，东汉王朝出现了世袭贵族“四世三公”，保持中央和地方官职的地步，出现了门阀制度的萌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让一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成功的经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王朝的开国元勋们清醒审视开国的道理自然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有时，思维中某一点的重置会让我们的眼界豁然开朗，认识更加开阔。《江山的来历》就能启发我们观察中国王朝政治的新思路，让我们跟随作品温习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山的来历》是一本新颖的好书。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我很讨厌朱熹，以至于一听到有人骂朱熹心里就特别爽快。这个一辈子都在倡导“存天理而灭人欲”，事实上却是“存自己的天理而灭他人人欲”的人，真是无法让人心怀恭敬。有句话说得好：“是儒生也，是道学也。儒生道学，是伪者也。”朱老先生的名气实在太大，他的伪君子风范，自古被人称道。
　　关于朱熹的事，除了他是理学大师，主张正心诚意、克己复理之外，隐约还知道些旁的。比方，当年他在提举浙东刑狱任上，眼馋那位美貌有才的营妓严蕊。可是人家严蕊名花有主，爱的却是老先生的同事、台州知州唐仲友。严蕊虽是个妓女，对自己的感情却颇为忠实，坚决不从。朱老先生一怒之下，向皇帝赵扩递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又以有伤风化罪将严蕊打入大牢，严刑拷打。大有“我摸不得，谁敢去摸”之气概。又比方，他要别人屏弃一切私欲，自己却照样寻欢作乐游戏人生。他那“须酩配，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之句，真是直抒胸臆。再比方，他六十多岁时还娶了个小妾，心中不胜得意受用，大写“不淫不艳”的香艳词。你老头子只要身子骨受得住，再多娶几房小妾别人都没话说，可你别满口天理人欲之论呀！

　　尽管李怀宇自谦，“重构历史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但是，将上一本人物访谈名之为《访问历史》，我猜想，他还是想通过对三十位文化人的笑声泪影的细腻记录，为历史留下多元而靠近真相的版本。
　　如果说，《访问历史》是对历史的面的研究，那么，李怀宇的新作《周有光百岁口述》，则是对历史的点的研究。

　　弗里德曼之于人类的价值，恐怕不是由诺奖委员会所能厘定的，他和凯恩斯一起成为了经济学两个截然相反的流派的现代掌门人，而弗氏是在现代经济的图景下，更进一步地发展和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憎恶其人者称其为“卫道士”，而正如《自由选择》的副标题，这本书就是他的宣言书。
　　除了政治家,没有哪类人比当今的经济学家更容易引起争议。在我印象里，只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没有被过多地质疑，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各经济理论流派都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弗里德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位被认为是20世纪后三分之一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者2006年去世，人们开始认识到使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货币理论也有相当大的缺陷。